1936年是民国二十五年,农历丙子鼠年，那年头，无论是婚嫁、开张、动土还是远行，普通人家都会先翻一翻老黄历，看看当天是不是“黄道吉日”，所谓黄道吉日，指的是黄历上标注“宜”字较多、凶煞较少的日期，通常与十二建星、二十八宿和值日天神有关，当时上海、北平的报纸每逢月底都会刊登下月吉日表，供市民剪下备用。
在1936年的黄历中,择日体系已经相当成熟，以通书为例，每天都会列出“建、除、满、平、定、执、破、危、成、收、开、闭”十二值日，除、危、定、执、成、开”为黄道，“建、满、平、收、破、闭”为黑道，普通百姓未必懂全套理论，但大多知道“成日”适合嫁娶，“开日”适合开业，“定日”适合订盟。
那一年还流行一种便携式“择日折子”，巴掌大小，用红纸印刷，只列每月吉日和忌日，许多人家把它压在灶神像下，遇事就拿出来查，这种折子虽然简化，却把复杂的干支神煞转化成了直观的“宜忌”，让1936年黄道吉日的观念深入市井生活。
1936年结婚,最看重的就是“不犯三煞”和“不冲新人属相”，比如新娘属鼠，择日先生就会避开午日，因为子午相冲，同时还要看“嫁娶周堂图”，按月份和日期推算出“夫、姑、堂、翁、第、灶、妇、厨”八个位置，选在“第”或“堂”的日子最利新人，当年北平的《实报》曾登过一则启事，某家因选错日子导致婚礼当天花轿与送葬队伍相遇，事后被邻里议论了半年。
实际操作中,1936年黄道吉日并非只看黄历上的“宜嫁娶”，老北京讲究“娶三不娶四”，即三月和九月最好，四月因谐音“死”要避开，天津一带则流行“正不娶，腊不定”，认为正月娶亲会“把婆婆踩在脚下”，这些地方性禁忌往往比通书上的吉日更影响最终选择，不少家庭会先挑出三个黄道吉日，再请算命先生结合双方八字筛掉一个，最后留两个让长辈定夺。
一个典型的1936年嫁娶择日流程是这样的：先查通书找出当月“天德”“月德”“天喜”等吉神值日的日子，再排除与新人生肖相冲、与新人父母生肖相害的日期，最后看“周堂图”是否落在“第”“堂”二字上，经过这三层筛选，剩下的日子才真正称得上“黄道吉日”。
1936年商铺开张,选日子比选铺面还谨慎，上海南京路上的绸缎庄、茶庄，开张前都会请账房先生查《玉匣记》，重点看“开日”和“成日”，开日取“开通顺利”之意，成日取“成就圆满”之意，同时要避开“四离日”和“四绝日”，即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、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的前一天，认为这些日子“气数断绝”，不利新事业。
动土建房更讲究,1936年农村盖房，破土前要先“祭土”，选的日子不能与当年太岁方位相冲，比如1936年太岁在子，正北方动土就要格外小心，黄历上会标注“太岁可坐不可向”，意思是盖房可以背对太岁，但不能面向太岁，许多人家还会结合“土王用事”的十八天，即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前各九天，这期间不动土，否则“犯土煞”。
有个实用的老办法：1936年黄道吉日里，凡是标注“宜破土”“宜安葬”“宜修造”的日子，多半也适合普通动土，但要注意区分“破土”和“动土”——破土多指阴宅，动土多指阳宅，普通人家盖房选“宜动土”即可，如果实在选不出完美日子，老匠人会建议选“除日”，取“除旧布新”之意，虽不算大吉，但至少不犯大忌。
1936年出门远行,尤其是坐船、坐火车，人们也会翻黄历，那年头交通不便，一旦路上出事就是大事，出行”宜忌格外受重视，通书上“宜出行”的日子通常带有“驿马”星，代表走动顺利，而“往亡日”“归忌日”则要避开，前者不利远行，后者不利回家，当时长江上的船票代售点甚至会贴出当月“宜出行”的日期表，方便旅客参考。
求医问药也有择日讲究,1936年西医已在大城市普及，但多数人还是先看中医，中医开方后，病人会自己翻黄历看“宜求医”“宜服药”的日子，有趣的是，当时一些药铺会主动在包药纸上印下“宜服药”的吉日，天医日”，即正月戌、二月亥、三月子等，认为这天服药吸收最好，虽然现代医学不认这套，但在当时确实给了病人心理安慰。
普通人家遇到小病小痛,还会避开“四废日”“四穷日”，认为这些日子身体最弱，一个可操作的建议是：如果1936年黄道吉日里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求医日，那就选“平日”，即十二建星中的“平”日，取“平安平稳”之意，虽然不算大吉，但至少不会加重病情，这种折中办法在当年很常见，毕竟日子要过，病也要治。
1936年黄道吉日的选择,说到底是一种生活节奏的调节器，它让婚丧嫁娶、开张动土这些人生大事有了共同的时间坐标，也让普通人在不确定中找到了确定的依据，今天再看这些老讲究，不必全信，但可以理解其中“顺应天时、避开冲突”的朴素智慧，如果你手头有一本1936年的老黄历，不妨对照今天的日期，看看当年的宜忌与现在的生活是否还能对上号，择日的核心从来不是迷信，而是让人在重要时刻多一分谨慎，多一分心安。